魏勇:不精确的课堂才是好课堂丨好文精选
魏勇
一个“思想”导游，有本事让学生“脑洞大开”。网名“刘支书助理”，北京十一学校历史特级教师、枣林村书院院长，北京市高评委专家组成员。
魏勇老师说，知识既传播了真理也传播了谬误，历史学科尤其如此，所以，历史学科教的不是知识而是思考问题的方式，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在他看来，教学要是不能指向思维的养成，要是不能为学生真正关心国家前途和人类命运做点事儿，当个历史老师还有啥意思！
1.为什么需要历史教育？这涉及历史学科的本质
历史上一直强调的是——以史为鉴。中国古代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当时接受教育的青年一般是要做官吏、做统治者的，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功能当然很重要。而现代社会中，人们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
一个开发程序的技术员，他不了解历史上王朝的兴衰灭亡教训，难道他就开发不出程序、就买不了车买不了房、就不能够幸福地生活了吗？
经过我的思考，加上我们历史组同仁的智慧，我们总结出两个方面的目的：
一方面，当然是要从我们族群的生存角度来考虑，需要借鉴历史经验教训，需要了解过去，才能够更好理解现在和未来。
另一方面，是个体生活和自我发展的需要。作为一名现代公民，同样需要历史的背景知识和思维方式，不然的话，你就不能很好地参加到社会的公共生活里，你可能会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做出令人遗憾的选择。
那么，历史课教什么？无非是教师和学生一道，通过分析一个个案例，提炼出历史的学科思想、学科思维，令学生养成一种批判性的思考习惯，让学生得到一个新的信息时不轻易下定论，而是去寻找全面对称的材料、证据来验证。
我的每一堂课，都是为了达成这样一个目的，不同之处只在于素材而已。学生，可能最后都会忘掉这些素材，忘掉秦始皇什么时候统一了中国，忘掉战争爆发于哪一年，但他可能会沉淀下一种思维方式。
2.凡能百度到的，一定不是历史教学的真正价值所在
应试教育很大程度上绕开了历史的真正本质，在知识的皮毛上做文章。比如某些高考题，让你排列甲午战争、中法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这4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排列对了就给分，排列不对就不给分。
或者，即使有少数考察历史学科能力的题目，也只是在规定的前提下假装自由思考。这有什么意义呢？这些大多是百度就可以解决的。
我的体会是，历史教学的价值是百度不能解决的；凡是能百度到的，一定不是历史教学的真正价值所在。因此，我们教师的用力方向不是跟百度、谷歌、维基百科比赛信息量，而是人脑处理信息的能力。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呢？学习历史有助于学生用从过去的实践中总结出的深度智慧，去理解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为即将到来的各种事态做好准备。
历史以独特的视角展示了人类的伟大经历，揭示了个人和社会为了适应各种情况所做的调整；展示了很多由于错误类推或忽视历史教训而导致的沉痛代价。
学生从中知道忽视过去可能会使我们成为过去的囚徒。进而，学生将意识到，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解决的办法，需要对人类事务中的偶然性和不合逻辑性做好准备。
最终，使他们在面临当今难题时，能够更深刻地意识到选择的多样性及其可能的后果，从而在现实生活中做出负责任的决策。
因此，中学的历史课堂不应该过分关注孩子的观点是否正确，是否跟老师一致，而应该关注孩子是否习惯在事实不全面的情况下悬置判断，是否学会了寻找全面对称的信息，是否能做到观点之前有事实、观点与观点之间有逻辑。
只有把课堂关注点放在这些方面，我们的孩子才可能避免成为义和团或红卫兵。国家的未来掌握在历史素养高的年轻人手中，国家才有希望，才会有真正的和谐。
3.要敢于做一颗勇敢的鸡蛋，纠正常识的混淆
一名大学生曾给报纸写信称：“最近上映的电影《1942》，让我意识到自己是个‘史盲’。我高中读理科，大学读工科，很少看课外书。在历史课堂上，我从未听说过1942年河南大饥荒……死了几百万人，这么大的事，我竟然一无所知……
在时下的空气中，常识成了稀缺物，甚至有时候，谬误反而成了常识。
帕克•帕尔默的《教学勇气》中说，教学首先是需要勇气的，你要敢于站在少数者这一边。当常识之于荒谬如同鸡蛋之于石头的时候，要敢于选择做一个鸡蛋。
要煮熟这颗鸡蛋，就必须在自己的思想中还原过去的历史情境，设身处地地处于历史人物的角色上去看待问题，从而理解当时的人为什么如此选择。
对历史不了解的人往往是基于当下来评判历史。当你对历史的了解越来越多，历史意识逐渐就和当下意识平起平坐了，就会更加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煮熟这颗鸡蛋，我有三把火：
第一，教师要有意识地创设充满历史感的情景，让学生的思想能够回到那个时代。通过视频、图片，过去人物的书稿、奏折、书信、档案，以及各种图书，让学生从中捕捉到哪怕一丝丝信息，形成历史感。
第二，尽可能多角度、平衡地呈现，让学生自己判断。
第三，当学生开始思考、对话、讨论，教师要像主持人一样，尽可能让讨论保持热度，让思想交锋激烈一些。火不够就加一把柴；如果一边的火太旺了，就给另一边加一点柴。教师要让爱发言和不爱发言的学生都有机会进入讨论情境中，得到思想的锤炼、砥砺。
4.你不能只把自己当成历史老师，要打破专业的壁垒
语文老师强调语文味，历史老师强调历史感，政治老师强调理论的绝对性，所有的这些强调都把人文学科这一整体对象割裂得支离破碎，从而把自己的精神局限在狭小空间内。
然而，人的精神世界是一个有机整体，教育就是要促进学生精神世界的发育，包括良知、理性、审美、使命感等。要完成这些目标，必须是整体给予，很多时候没办法将文学、政治、哲学从历史中摘出来，如同我们不能给学生大脑分区：C盘管文学、D盘管政治、E盘管历史、F盘管哲学。
当思想的河流流淌到哪里，我们就应该自然地学习那里的知识，无论它是文学的还是历史的。
因此，要教好历史，不能仅仅把自己当成一个历史老师。我对自己的定位是文科老师，教历史就不能不读文学政治经典，因为无论是政治、历史还是文学，研究的对象都是人和精神。
5.要让历史课走向开阔的高地，教师要卸掉专业意识的假面
例如，当我们在历史课中讨论克伦威尔违背司法程序，通过恐吓迫使下院判决查理一世死刑时，我们意识到这个结果降低了英国再度发生内战的可能性，但审判过程却是违背良知的。
怎么评价这一事件？如果我们不引入政治哲学根本就无法厘清这个问题——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何者优先？只有引入边沁和密尔的结果主义（即功利主义）哲学观，才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克伦威尔追求实质正义优先的行为。
同时，只有引入康德的绝对主义理论即人类追求任何目的的过程中有一些绝对价值是不能违背的，比如服从良心，否则，即使结果正确也应该被谴责，如此我们才能够理解程序正义优先于实质正义的必要性。
当我们在讨论法国大革命红色恐怖的影响时，我们从历史书上得到的是一些抽象的概念、机械的教条和冰冷的数字，我们很难真正体验到它的恐怖。
如果，我们引入雨果的小说《九三年》，把革命如何压倒人性，原则如何强奸良知的细节呈现出来时，这堂课所引发的震撼将大大超过纯历史的探讨。当原则与人性发生冲突时，你将何为？这是文学中产生的让人窒息和绝望的问题，也是最有价值的历史之问。
缺少文学的历史课堂，将把人变成没有情感的理性动物；缺少哲学的历史课堂，将把人变成埋头故纸堆的资料保管员。
6.不精确的课堂才是好课堂，要勇于打破预设
你在上课时有没有一切尽在掌握中的那种想法？我觉得，如果课堂没有一定的模糊性，没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堂课就是不好的。
什么叫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老师上课之前都要备课，但是你能够备出学生在课堂上的所有回答以及应对的办法吗？课堂上肯定有一些出乎老师意料的答案和问题。
不应该放掉这些和我们预设不相吻合的东西，而是马上对这些答案做出判断，如果有闪光点，立即找出，然后产生新的思考、新的争论，把闪光点放大，从而放弃自己的一些预设。
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老师会面临一个困惑：我们事先预定的教学目标完不成怎么办？一节课只有四十分钟，我是在这个临时的火花基础上开展课堂还是回到我预设的方案上去？
我觉得，老师你为什么不可以放弃你原来的方案，而就课堂上一些有智慧的问题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心灵对话？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亮点就出来了。这样的课堂才是原生态的，是自然的；这样的课堂才有助于学生的精神发育。
7.善于假设，呈现截然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培养学生的思辨力、推断力
有人说，历史不能假设，我则认为历史可以假设，甚至有时必须假设。因为，我们学习历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合乎情理的推理能力，以增强学生的预见性和洞察力，以免在现实生活中做出遗憾的决定。
当然，好的问题不仅只有假设这一种方式。还可以将截然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同时呈现，以刺激学生思考。
比如，关于假设，我们可以这样提问，假如林则徐没有被罢官，中国会获得胜利吗？太平天国成功了，中国会变得更美好吗？假如义和团胜利了，中国会进步得更快吗？如果没有发生西安事变，中国的历史可能会怎样？如果已经发生西安事变，而蒋介石被张学良的卫队不小心打死了，历史会怎样演进？
关于呈现截然不同的立场，有这样的例子——在讲美国独立战争时，我提出了：今天，大多数美国人（包括中国的历史教科书）认为1775年爆发的英美战争是正义的解放战争，即独立战争，而许多英国人则认为这场战争是分裂国家的叛乱，你们怎么评价这场战争？
然后，我呈现了美国制作的纪录片《美国，我们的故事》中，涉及独立战争的片段，以及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纪录片《英国海军》中同样涉及这场战争的片段。这引起学生激烈的争论，甚至激发了现场听课老师发言的兴趣。
历史课堂需要教会学生妥协，而要做到妥协就必须善于关注对立面的立场，需要理解对立面观点的合理之处并能反省自身立场的不足之处。妥协不仅是态度，更是一种智慧。
怎么上课学生才喜欢？就我而言，24年的教学经历，我觉得我一直围绕着的就是这个主题，它可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对于这个问题，可能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很多办法。
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对课堂有一个好的、正确的认识。我们得从原点出发，去思考一些有关教育的基本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想清楚了，才可能把课程上得很顺，让自己舒服，也让学生舒服。
比如，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事实 44 35557 44 15791 0 0 2232 0 0:00:15 0:00:07 0:00:08 3150上，人类和其他的物种相比较而言，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就是人类能够通过教育来分享生存智慧，使得智慧不断地累积，越来越强大，从直到在万物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万物的主宰。
所以，不管你秉持着什么教育理念、什么理论，有一点是必须认识到的，那就是教育不能把孩子教傻，不能够把孩子变得狭隘，而是应该是让他变得更有智慧、更加开放，我觉得这是对教育本质的一个起码的思考。
有两本教育书籍对我影响很大。第一本是《给教师的建议》，那是我刚刚入职的时候读的，它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好的教师；第二本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学会生存》，这本书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好的教育。这本书让我非常地震撼。
比如这一段：
“教师的职责已经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而越来越多地激励思考，除了他的正式职能以外，他将越来越成为一位顾问，一位交换意见的参与者，一位帮助发现矛盾论点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的人。他必须集中更多精力和时间，从事那些有效果的和有创造性的活动，比如互相影响，讨论、激励、了解、鼓舞。”
这个观点，当时可以说是在我心里掀起了波澜，我觉得这才是我喜欢的教师的角色。但是在当时，我所在的学校不允许我去实践这么一种理念。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做应试教育，已经做到了让今天的我觉得很羞愧的程度。
比如，当时我班上有个女同学，是北大的苗子，为了万无一失，我们希望她以最好的状态去迎接高考。但是这个女生情绪波动很大。而根据我们女老师的调查，发现她的情绪受生理周期的影响比较大。
于是我们就达成了一个方案，让一位女老师去摸底，看看她的周期是否和高考那几天重叠，如果有重叠，要采取医学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就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当中，我读到了这样的书，觉得反差实在是太大了。我特别渴望这样一种教育理想能够被实践，但是也知道不现实。
但是后来，我来到了十一学校，这才发现，自己在原来的学校属于边缘化的思想和另类的观点，在十一学校却被归于主流价值观。我和十一学校“情投意合”，根本不用扭曲地活着。这是我感恩十一学校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这本书里还有一段话：
“在学校里，以纪律、努力竞争为基础的学习，往往比不上那些比较轻松活泼而非强制的教育青年与成人的方式。”
关于这一点，我教了很多年书，早就有这个体会。
前不久我看一篇报道，讲上海的中学生数学学习测试的成绩，超过了美国和其他很多发达国家，似乎显示出中国的基础教育做得不错。但是，美国的一个教育官员很犀利地说，“中国中学生的数学优势止步于高中。往后你们就没戏了!”
为什么？是不是和我们这种学习的生态，和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以为是正确的这种教育观有关系呢？
我想，这值得我们大家反思。正因为这本书对教育的本质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所以它提出的这些观念、观点，才能够切合人的发展。我感觉，这个源头不想清楚，我们的教育就会出问题。
第二个基本问题是，每个学科的目的是什么？
语文究竟要教学生什么？历史要教学生什么？每个学科要有每个学科的反省。就我们的历史学科来说，历史上一直强调其借鉴功能和目的——以史为鉴。
正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对学科目的的思考，我才对这个学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我看来，所有的历史教材上的这些内容，无非都是一个个的案例，而教师的职责，就是要和学生一道，通过分析这些案例，提炼出历史的学科思想、学科思维，令学生养成一种批判性的思考习惯。
所以，我的每一堂课，都是为了达成这样一个目的，不同之处只在于素材而已。学生，可能最后都会忘掉这些素材，忘掉秦始皇什么时候统一了中国，忘掉战争爆发是哪一年，但是他可能会沉淀下一种思维方式。
第三个方面，是哲学观。
哲学观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教育观和课堂观。具体而言，就是教师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其实会影响到其教学方式。
如果一个老师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人类是可以认识、征服并改造这个世界的，那么他就会倾向于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绝对的真理，会倾向于在教室里展现他的教师霸权。这是很糟糕的。
事实上，从终级意义上和根本意义上来说，所有已知的东西，都只是相对可知、不断更替的。人类太渺小了，这个世界就算到了人类毁灭那一天，很多神奇事情还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所谓科学的进步，全都是不断地推翻以前的相对真理，然后再抛出一个新的相对真理。
如果我们有了这样一种哲学观，那么我们可能更会倾向于在课堂上谨慎一点，不会再有真理在握的狂傲。这时候的课堂，就会是探求式的，是“你可能对、我可能错”的。因为我们谁都不掌握绝对真理，我们都是在路上的一群孩子，无非老师是大孩子而已。
以上这些，都是从教育原点出发，来探讨这个课堂的几个问题。梳理清这几个问题后，我们可以回到这个具体的主题上来——如何让学生喜欢自己的课堂。
我认为，若要让学生喜欢课堂，讲课的内容应该是尽可能地将书本知识和学生的经验建立起联系。我们做老师的常常评价学生说，“这孩子聪明是聪明，就是不用在正道上。”
其实，这恰恰反映了我们的教学有问题，我们的教学方式不能够把学生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经验和智慧与书本联系起来。
学生的聪明劲之所以用不到学习上，因为教师教学的是另外一套规则，跟他的聪明才智不搭界，所以他就不会感兴趣，也不会很用心。
对于这一点，我认为是所有学科教师都可以反思和改进的，就是一定要尽可能多地在书本世界和学生的经验世界当中发现桥梁。
比如，一次，我给学生讲工业革命。课上要探讨一个问题，就是那么多欧洲国家，为什么单单是在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英国，和法国意大利相比，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我按照这个思路来上这堂课，结果效果很不好，学生不“来劲”。
这堂课结束之后的午饭时间，我开始思考：这课肯定有问题，问题出在哪里了？想着想着，我就明白了。原来学生的想法是：我是一个生活在21世纪、使用iPone5S的学生，我为什么要去了解三百多年前蒸汽机是怎么发明的、为什么被发明，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当天下午，我给另一个班还讲这堂课，便调整了一下提问。我是这样问的：“都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将成为21世纪的领导者。如果这个国家是一个时代的领导者，那它应该有足够的实力。我们看世界上这些曾经的领导者们——英国、美国，他们都曾发生过技术革命。那么，在我们中国，有没有可能在21世纪发生第四次技术革命？”
学生们一听，就有兴趣了，开始七嘴八舌地瞎议论。我说，你们这样议论不着边际。要看中国有没有可能发生技术革命，我们首先要看发生技术革命的条件有哪些。所以让我们先来了解英国的工业革命，以它为样本，来思考21世纪中国有没有可能发生工业革命。如果可能，理由是什么？如果不可能，我们还缺什么？
这样，一个下午的课就圆满成功了。所以，我认为这也是每一个学科、每一个老师都要想的一个基本问题——所教内容和学生的实际生活是否有联系。
若要让学生喜爱自己的课堂，教师还要力争每节课都带给学生惊喜。这是我本人在学生时代的体会。
那时候，我就特别希望老师能够在课程上给我意外的收获，能够让我豁然开朗。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的课堂，能够有这样的礼物送给学生，才能体现出对学生最大的尊重。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很难。我个人觉得，要做到这一点，首要因素是教师的个性——他必须总是想着与众不同。
我发现，不论是我的教师朋友，还是那些全国名师，包括其他行业的领导者，只要但凡有成就的人，内心都有这样一种冲动——我要做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他们不会满足于勉强应付手头的工作。这对于个人成长而言，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不管一个人的学历起点多高，哪怕是北大的博士，如果没有这个突破的意识，那么他过了十年二十年，也会归于平庸；反之，一个三流大学的一个本科生，只要你始终保持这样的冲动，也一定会在这个行业里边做出成绩来。
我确信这一点，这种“与众不同”的冲动至关重要，各行各业都是如此。如马云、任正非、史玉柱，如果细心听他们在的谈话节目里所说的，你就会发现他的话语间，其实就是散发出这样一种价值观——不接受平庸。
像我的一位教师朋友，他就是“无亮点不上课”——如果这一节课没有备出来什么亮点，绝不上课，只要上了课就一定要有亮点。
当然我知道这很难做到，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尽量去追求，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样才能不断进步。
学生会喜欢什么样的课呢？他们会喜欢有侵略性的课。所谓侵略性，就是教师讲课的一种震撼和力量，这种震撼和力量有的时候甚至能让学生“傻”上半天。这既可以体现在讲课的方式上，也可以体现在内容上。
有一次我上课，讲美国独立战争，恰好，来听课的人既有美国的老师，也有英国的老师。于是，我就想到，要让英美两方的老师都谈谈对这场战争的看法。
美国人认为，独立战争是正义的，华盛顿是英雄；而英国传统的历史观是，独立战争是分裂战争，华盛顿是叛乱首领，直到今天的历史教科书里也是这么写的。
于是，我在课上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然后把英国和美国双方制作的相关历史纪录片都播放了一下。当时，课堂一下就热闹了。结果，学生还没有来得及发言，下面的外国老师先举手了。
英国老师说，他觉得美国的内战，就是华盛顿打着自由平等的旗帜发动的一场分裂战争。在胜利之后，他们并没有解放黑人奴隶，华盛顿本人就是最大的奴隶主；而英国早在两百多年前就解放奴隶了，你凭什么说你是自由平等的？
然后，我让美国老师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结果那两个美国老师说，我们同意他的看法。由此见得，老外是比较豁达的，在这个问题上，相比于民族情结，他更在乎的是事实和证据。这也正是我们的历史课堂上，所推崇的一种正确的态度。
若要让学生喜爱自己的课堂，教师一定要有好的问题。一个好的问题，一下就能够让学生精神起来，从而使你的课堂成功有了一半的保证。那么，好的问题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要有挑战性，要抓人眼球。比如，每每讲到辛亥革命，必然要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辛亥革命为什么能够成功推翻清政府。
如果平铺直叙地提问，学生会觉得很平淡，但如果我们包装一下这个问题，效果就不一样了。比如：太平天国运动经过十四年，动员了几十万军队，遍及中国十四个行省，结果没有推翻清政府；武昌起义三千人，三个月就推翻了清政府，为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原因，这个要探讨的问题并没有变。但是这样一来，学生就有可能对这个问题产生兴趣了，他的注意力一下子就集中了，开始也认真读相关的史料了。
第二，在提问的时候，最好尽可能自然地把基础知识包含在问题当中。这样一来，为了解决问题或者完成这个任务，学生就不得不去学这个知识。
比如，讲二次世界大战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我们就可以这样设置问题——如果你是王军统帅，要开辟第二战场，你会选择哪个登陆的地点？给出你的答案，并且陈述你的理由。
学生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然要考虑战场的形势，考虑当时的政治、经济因素，尤其还要考虑法国北部的地域特点——潮汐、气侯、土壤等等。
这样一来，这个问题很自然地就把政治、历史、地理等一干基础知识一下子都融进去了。如果教师单纯地向他讲述法国北部的地理概貌知识，他可能没这么感兴趣；但如果他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去主动查找、学习，那他的劲头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值得我们教师去反复锤炼的。我教理科班的历史，主要精力就花在设计问题上，不断地想去完善、优化这些问题。
第三，问题和主体之间，要尽可能地体现关联性。我发现，如果我的课效果不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往往就是几个问题相互之间是平行并列的；而效果好的、让学生高度参与的课，往往都是先由教师提出一个主要的问题，然后根据这个主要的问题再延伸出一些相关的问题。这个问题之间要有关联性。
以上所述，其实都是技术层面的。我觉得，在当下中国，一个老师——尤其是教文科的老师，一定要有一种求“道”的精神。
就我个人而言，原先我本想做一个有教育情怀的公众知识分子，但是，我后来发现我的能力不够，勇气也不够。于是，退而求其次，我想做一个有公众情怀的教师，做一个好的老师。
对于公众情怀，我是这样认识的：一个老师只有关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并将自己对自由民主的思考拿出来与别人分享；只有敢于自然地说出真相，如同小鸟正确地啼叫出黎明；只有让自己的视野突破教育教学的局限，把无限丰富的世界带进课堂，才能摆脱压迫者的教育学，才能点燃青年学生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和使命感，才能培养出未来国家真正的栋梁。
这种精神，正像索尔仁尼琴所说：一句真话的分量重于整个世界。
魏勇老师相信“一句真话的分量重于整个世界”，追求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养成，用思想点燃课堂。下面是他推荐的书目，不容错过~
对人性的洞见，对历史的预见，使得伯克在英语世界经常被视为是现代保守主义的奠基者，他的思想对于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和卡尔•波普尔等古典自由主义者也有极为深刻的影响。
伯克在一方面来看是个倡导自由的先驱，在另一方面来看是个替权威发声的辩护者。他的权威是对于专制的反抗，无论那是对抗一个跋扈的君主或是一个腐败的法庭和国会体制，或是任何证明了没有自由存在的政体，对他而言都是一个必须加以对抗的残忍暴政和邪恶集团。
没有人在阅读到伯克对于自由和权威的同时辩护时能不体会到他始终是出于同一个目标，追求同样的社会和政府的理想，并且捍卫它们免受任何袭击—无论是来自于这个极端、或是那个极端。
《袁氏当国》记载了从武昌起义到袁世凯病死的几年中，中国从一个帝制时代，到“民治时代”的纷乱无比的景象。
在我们所受的历史教育中，这段时间除了孙中山先生的所作所为外，其他的是最混乱、最黑暗的，而对窃国大盗袁世凯，我们更是咬牙切齿。《袁氏当国》就力图改变这个形象，为读者重新烹调了一份具有独特口味的历史文化大餐。
历史是一面镜子，晚清的衰败与中国文化的负面思想紧密相关。作者用自己的思想反思和探索了晚清的败局，正如作者在书中的扉页上写道：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说真话，说自己的话。
《天朝的崩溃》是作者系统研究鸦片战争十余年所得的成果。
作者详尽考订了与战争相关的一系列重要史实，力图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使许多在今人看来是荒谬的现象得以显示其在当时环境中的“合理性”。
同时，通过对有关人物及其言行活动分析，观察清王朝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作为，揭示历史进程中的偶然与必然。
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重大，有关著述已出版不少。这本书的研究可谓推陈出新，作者一系列独到创见可能在学术界引起争议，相信这种争议将有助于深化中国近代史研究。
本书的基本思想在于承认贵族制度衰落的必然性和平等与民主势不可当的发展趋势。它既是第一部对美国社会、政治制度和民情进行综合研究的著作，也是第一部记述美国民主制度的专著。
作者把民主作为一个对象来观察，没有掺杂自己的观点加以论证，使读者得以看到那个时代美国社会的真实面貌。
《论美国民主》是托克维尔的代表作，这部作品出版后，立即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使他名扬海外。
《论美国民主》分为上卷和下卷，这两卷写于不同时期，其间隔了5年，因而在笔调、结构、叙述上有所不同。但是作者的文字十分优美。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本书融会了他数十年人生经历与治学体会，首次以“大历史观”分析明代社会之症结，观察现代中国之来路，给人启发良多。
英文原本推出后，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并两次获得美国书卷奖历史类好书的提名。
全书中以讲故事的形式，把“美国的民主”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拆解成点点滴滴的事件、政策和人物去描述。在解释政宪文化和政治博弈，在教会我们理性思维和独立思考，以及正确使用“历史的眼光”，在展示社会矛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本书系《纽约时报》对华报道选编，起迄年代为1854年1月至1911年10月。这一时代的中国，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变局”，从独立自主的东方老大帝国沦为“东亚病夫”，传统的帝制和士大夫政治走向终结，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发生了蜕变，人民承受着无与伦比的巨痛。
《纽约时报》以当时中国人还未具备的近代眼光和技术，即时、全面、连续地观察和记录了这段历史，内容涉及内政、外交、国防、文化、社会、革命及华侨等方面，既是一份十分翔实珍贵的史料，又构成了一部具有独特视角的中国近代史。
书中所配的百余幅图片和照片，主要选自与文章同时代的西方国家报刊。这些出自西方国家记者之手的景像和现场实录，更增加了本书的历史感和收藏价值。
这部以历史为解读对象的著作中，作者以亦雅亦俗、亦庄亦谐的写作方式，叙述了历史上值得人们思考的大大小小的无数案例，在生动、有趣地讲述官场故事的同时，作者透过历史表象，揭示出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实际上支配着社会运行的不成文的规矩，并将其名之日“潜规则”，进而指出潜规则的产生在于现实的利害计算与趋利避害。
书中对于潜规则的定义、特征，潜规则阴影下皇帝、官员、百姓的不同处境与抉择，潜规则盛行的社会土壤，以及潜规则何时会萎缩，均有论述。潜规则现象产生、盛行于我国的封建社会，但它一时还难以消失，只有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才能最后根除潜规则。
本书是美国的一部断代史，勾画了从1932年罗斯福总统上台前后，到1972年尼克松总统任期内水门事件的四十年间美国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全景式画卷。这是一部场景宏大，又描写细腻的历史巨著。
本书充分运用新闻报导的特写手法，根据大量的美国报刊资料和采访材料写成，对了解美国当代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内幕情况，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有参考价值。
本书的独到之处，在于极为注重对资本主义经济兴起过程中非经济因素的重要意义的深究。通过对大量经验材料的搜集与分析，论述了新教伦理与近代理性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生成发育关系，并对东西方宗教文化传统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
不仅是结论，而且包括本书的方法论，都为当代的社会科学提供了富于启迪意义的思路，并开辟了多线研究途径。
责任编辑丨张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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